大學機遇與挑戰

作者:蕭富元 2006.11.22/ 第360期

全球化下, 大學的機遇和挑戰 有史以來,大學從未像現在一樣,和一國的國力扣得如此緊密。 全球化競爭迫使「大學定勝負」的危機感鞭策著各國政府。 日本計劃未來五十年培育三十位諾貝爾獎得主; 韓國首爾大學在全球學術聲望和論文質量上已甩開台大; 中國的北大、清華更在國際評比排名中奪下霸位。 在這波「新戰爭」中,台灣到底站在哪個位置?

 即使忙著在出國前把所有雜事處理完,說話依舊溫柔清脆的台灣大學國際學術交流中心主任沈冬,每個月總要出國兩三趟,在兩、三天的行程中,天天都是早上七點出門、晚上十點回飯店。她的行李箱裡,總不忘準備八仙果和川貝枇杷膏,以搶救經過二、三十場會談蹂躪的喉嚨。

如果是國外大學訪客到學校拜訪,通常也是略過寒暄、自我介紹,直接從口袋掏出從網路下載的沈冬照片,開門見山切入細節:學分能不能互相承認、有 沒有學生保險、宿舍幾人一床等等。有時,訪客連一起吃午飯的時間都省了,離開學校又風塵僕僕立刻飛車到機場,趕到下一個國家拜會下一所大學。

關鍵高地
「我們都是隨時拎著皮箱走的,」做過中文系教授、音樂研究所所長的沈冬,現在對接待外賓、國際簽約儀式的標準作業流程,熟悉得跟她專長的古琴音樂一樣。

從關起門教學研究,到應接不暇的出訪、接待、國內外招生,這幅繁忙的景象,正是全球化下,大學移動(university mobility)的最佳寫照。

今年八月,美國《新聞週刊》首度做了一次大學全球化的專題,強調過去的大學是由國家主義捏塑成形,今天的大學則是靠全球化來塑造。有史以來,大學從沒有像現在這樣,和一國國力扣得如此緊密。中山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劉孟奇則用「關鍵高地」,來形容大學在國家競爭力當中,所扮演的決定性角色。

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大衛.金曾實際交叉比對,一國科學學術論文的發表量和被引述量,和它的國家財富成正比。

在這種「大學定勝負」的危機意識下,自九○年代末期以來,各國政府幾乎都把打造本國大學的國際競爭力,視為施政的首要工作之一,競相挹注大筆資 源。再加上近兩三年才出現的各種全球大學排行榜,引起舉世關注,也難怪,哈佛大學前任校長德瑞克.伯克會用「上癮的賭徒」來比喻這場國際「新戰爭」。

日本政府耗資六千多億台幣,計劃在未來五十年內,培養出三十位諾貝爾獎得主。新上任的財務大臣尾身幸次在《科技打造日本》一書,就疾呼要把競爭原理導入大學的革新,讓日本從學歷社會邁向能力主義。「大學改革是左右日本二十一世紀命運的重大課題,」尾身幸次宣告。

通過金融風暴痛苦洗禮後,韓國政府下定決心,每年投入兩千億台幣,推動智慧韓國二一工程(BK21),傾全國之力把首爾大學送上國際一流學府之林。十年下來,首爾大學不論是在全球學術聲望或實際論文發表的質和量,已把原本領先的台灣第一學府台大甩在後面。

更具威脅的對照,是來自於彼岸的中國大陸

在「科教興國」和「人才興國」的戰略思維下,中國政府耗資一千多億台幣,展開「211」和「985」兩項高教改革工程,並集中資源支持少數幾所 重點大學。經過十幾年,北京大學、清華大學脫胎換骨似地在國際畢露鋒芒。在以同業評價為重的《泰晤士報》全球大學排行榜中,北大一舉打敗在亞洲稱霸了數十 年的日本東京大學;清華則在以研究產出為本的上海交通大學「世界大學學術排行榜」上,今年首度擠下台大,成為兩岸三地的新霸主。

即使是國民年均所得僅有六百美元的印度,也集中火力,把八○%的高教經費,投資在少數幾所頂尖的理工商學院,為印度創造了軟體強國的實力和口碑。

在大學的全球化競爭下,「只有第一,不會有第二,」教育部高教司司長陳德華一語道破國際競爭的殘酷現實。

專研知識管理的政大校長吳思華分析,高等教育之所以成為各國政府最關注的議題,除了知識經濟對高等人才需求孔急之外,更在於高教已經成為一種驅動國家經濟發展的新興產業。

據世界銀行統計,高等教育已發展為一個價值三千億美元的全球化產業,佔全球經濟產出的一%;就以大學到海外設分校所帶動的產值為例,去年達到三十億美元,而且幾乎全數落入英美這兩個高教強國的口袋。此外,一流大學也會帶動國內的經濟,在美國求學的外國學生,每年就為美國國內創造一百三十億美元的GDP。

在這個新興產業裡,台灣到底站在哪個位置?

姑且以策略大師波特(Michael Porter)的競爭五力為架構,檢視台灣的大學競爭力。

現有廠商惡性競爭、新競爭者帶來威脅
首先是現有「廠商」的競爭。過去十年,台灣高教產業的「廠商」||大學,數量倍數膨脹,市場和資源卻沒有相對擴大;再加上缺乏差異化,進入障礙 低,造成彼此惡性競爭,已是不爭的事實;所提供的品質,更在前年被監察院糾正「倒退十五年」。因競爭而刺激出的創新與品質改善,只存在少數幾家「廠商」之 間。

另一方面,儘管受到政府政策保護,台灣的大學還是躲不掉新加入者的挑戰。競爭新面孔主要是亞洲其他國家的大學,並產生了雙重的潛在威脅:侵蝕品牌(聲望)與消費者(學生)。

當亞洲各國重點扶植一、兩所國家品牌的大學時,台灣齊頭式平等的分配架構,就很難跟國際競爭。一位大老級的教授憂心忡忡地說,除了少數幾所大學,台灣的高等教育,在亞洲已經被塑造為「低價格、低品質」的定位,就像早期「made in Taiwan」的印象。

此外,消費者琵琶別抱外國大學的情形,就算不嚴重,主要原因也不是「台灣的大學太好,而是出國念書的轉換成本太高,」一位國立大學教授剖析,即使政府不承認大陸學歷,但台灣學生每年報考大陸大學的比例,都有兩位數字的成長,就是一個警訊。

供應商議價力量大
其次,大學的主要供應商||政府(提供資源)和教師(供應腦力和勞力)||的議價力量不減反增。

教育部近十年投入高教的預算,大約維持在七百至九百億之譜,丟進一百多所大學後,「大家既吃不飽,又餓不死」。高教司長陳德華不諱言,當政府舉債比例過高、預算緊縮之際,高教經費幾乎沒有再往上加碼的空間,不夠的,只能靠大學自己想辦法。

交大頂尖大學辦公室執行長許千樹還記得,十年前他們開始跟大陸四所交大交流,當時對岸交大的預算還不到八億台幣,交大卻有二十幾億,「遙遙領先」。反觀現在,上海交大一年有八十幾億台幣經費,變成台灣交大的四倍,「我們整個落後,」他遺憾地說。

就算經費不能增加,在學費的定價策略上,政府也握有絕對的議價優勢。

「和政府討價還價,最後就像與魔鬼共舞」,英國《經濟學人》在去年探討低學費影響歐洲大學競爭力時,就特別點出。

不單是錢少的問題,錢怎麼用、用在哪裡,政府都佔了「行政指導」的上風。

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董事長劉維琪表示,大學的緊箍咒不是錢不夠,而是法規限制太多。「找一個廚子做酒席,給他一筆錢,規定多少錢買肉,多少錢買魚,這酒席一定做不好的,」當過中山大學校長的劉維琪比喻。

成大校長高強對於法規處處設限也有切身之痛。他舉例,成大的社科院大樓工程,構想書提上去之後,先躺了十三個月,才確認是否能得到上級補助;提出計劃書後,又在各部會流浪了九個月,得到「每坪造價太低、要求改善」的批示,蓋不蓋得成,他們也沒把握。

「這種彈性難道不能放心讓大學自主嗎?」高強反問。
大學另一個要挑戰的難關,恐怕是來自其他一批供應商—八萬多名教師。薪資長期低於市場行情,又碰上全球大學盛行在國際學術圈高薪挖角,台灣高教要 保住現有人才並找到新的優秀師資,愈來愈困難。曾任交大研發長的許千樹比較,十年前交大徵一個教職,會有兩、三百個海外博士投履歷表,現在來申請的只有十 幾個。

就拿研究大氣科學的台大副校長陳泰然來說吧,十年前他到韓國參加學術研討會,和一位資歷相當的韓國教授聊到彼此的待遇,當時陳泰然的薪水是對方的一倍。今年,他們再度在國際研討會碰面,這位韓國教授的待遇反而高出他一倍。

好老師出走海外,好人才整合到國外的大學,還有一個不利因素影響大學教育的供應商來源,那就是畢業生出國攻讀更高學位的比例逐年遞減。陳德華直 陳,目前台灣的高等教育都是二十幾年前出國留學的那一批人撐起基礎,如果不出國留學的現象繼續下去,台灣終將瀕臨優秀師資「 斷貨」的窘境。

購買者議價力量更強
大學教育的廠商已達一百六十多家,錄取率超過九○%以上,產業從賣方市場,轉為買方市場,再加上轉換成本低,購買者(大學生)的議價力量比過去任何時候都來得強。

為搶奪有限的「顧客」,大學不斷出新招搶學生,辣妹、獎金、保證就業,就連名校也得祭出美女牌,媚俗地鞏固既有客群。

消費者的議價能力還展現在大學「不敢也不能」太要求學生。

美國大學生的畢業率(指四年內畢業)只有五○%,台灣卻突破了九○%。北部一位私立大學校長就承認,面對是否當掉一個學生,學校和老師都會陷入天人交戰,因為「損失一個學生,就是少掉一百多萬的收入。」

即使是客源不虞匱乏的國立大學,也難倖免「不能太嚴格」的壓力。

一位今年剛從國外回到北部某國立大學任教的助理教授,就在教書的前兩個禮拜「大受打擊」。第一堂下課後,他出了幾十頁課外書,讓修課的七名學生輪流閱讀;第二個星期,他走進教室,呆了,「只剩下一個人」。系上資深教授還告誡他,「不能這麼嚴格,學生會跑掉。」

以現有出生率推算,未來十幾年後,大學能提供的名額,將超過當年所有可入學的學生人數。在供過於求的陰影籠罩下,大學開始走到國際開發潛在消費者。根據教育部統計,台灣各大學的國際學生比例,仍不到一%,自費到台灣讀大學的外籍生比例更低。因此,每年各國的大學教育展上,台灣學校絡繹不絕,已成為一種「全大學運動」。

這方面,新加坡就聰明地和國際競爭者策略聯盟。為了在二○一二年以前吸引十萬個海外學生,新加坡以「到新加坡求學、拿MIT學位」做誘餌,打動許多國際消費者,除了MIT,法國歐洲工商管理學院、德國慕尼黑科技大學、芝加哥大學等名校,都出現在新加坡策略聯盟的名單。

韓國「大學教育協議會」事務總長李鉉清去年來台訪問時,曾語重心長地說,「一個沒有外國教授和外國學生的封閉大學教育體制,很難具有國際競爭。」這也是全球化席捲世界大學之後,台灣高教產業的一大隱憂。

還沒有替代者的威脅
或許,文憑主義盛行的華人社會裡,大學短期內還不會有替代者出現。根據《天下雜誌》今年首度進行的「大學教育大調查」顯示,儘管不滿意,九○%以上的家長還是認為自己的小孩應該要上大學。

看到高教質量失衡問題惡化,國際競爭又大軍壓境,前教育部長、中國醫藥大學校長黃榮村用「死亡交叉」道出目前改革大學教育的迫切。

在剖析歐洲大學面臨美國大學強大威脅、幾乎潰不成軍時,《經濟學人》曾為大學提出四個解決方案,分別是廣闢收入來源(提高學費、鼓勵企業捐款等)、到全球去搶顧客、教授有用的知識、有彈性和多元。

這四個答案同樣適用於台灣的大學。

前提就在於,大學必須在行政指導和自由競爭之間做選擇。如果還是想靠公部門補助,就只能在政府法規的框架下自我改善。要採用自由市場的競爭,學費與薪資待遇就得徹底自由化,回歸市場機制。但是,這又碰觸到社會公平的敏感地帶,大學、民間和立法院願意接受嗎?

從《大學法》修訂、國立大學法人化,到五年五百億計劃等種種措施,政府已試圖回應大學改革的吶喊。在抱怨資源不夠的同時,大學似乎也應該自省,到底該怎麼提升自己的產品品質。

總之,大學的競爭力,除了展現在研究發表外,更大的「展示櫥窗」,是數以百萬計透過大學加工製造的「產品」—大學生。

「問題不在競爭,而在為國家創造人才的價值管不管用,」身為亞洲第一個主攻企業政策的博士,在政大教書達三十年的司徒達賢,一句話切中要害。

    全站熱搜

    sweetaqu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(0) 人氣()